?开栏的话不妨将那真理的结晶、新知的成果，喻作冰山雪莲、高寒杜鹃罢——人们总是瞩目攀登者抵达芳蕤的时刻，却常常忽略，那通向险峰的漫漫长途。本报今日开设《我是这样做学问的》专栏，邀以探究真理、发现新知为毕生志业的求索者，将一路所循所思所感所悟与读者分享。研究对象不同，治学范式各异，经历心得自然各有侧重，但共同的底色却参差互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守，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淬炼，知之乐之更好之的热切，斯人灯火阑珊处的豁然，师心而不蹈迹的创新，勇立时代潮头的眼界，以及，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那份恒久的责任。学问二字，字面简单，却有如许深意：是方法，是习惯，是态度，是襟抱。愿这些赤忱之言，能让人有所镜鉴，有所参酌，有助于匡正学风，沾溉来者。我的科学生涯是从好奇心开始的。少年时，我对生命科学、遗传育种领域动植物的生长奥秘产生了浓厚兴趣。抱着这份好奇，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开始正式接触生命科学——一个有趣但又充满未知的领域。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南开大学试验农场，负责田间农作物管理和观察。作为一名在城市长大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入农田，脚下土地的踏实厚重与农作物在阳光下拔节生长的蓬勃之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彼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鲍文奎先生搞的八倍体小黑麦育种研究走在了世界前沿。他育成的小黑麦品种，不仅产量高，耐寒性、耐贫瘠等各种抗性，也都明显优于普通小麦。正在求学的我对这样的农业创新工作心向往之，立志报考鲍文奎的研究生，从事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制。但很遗憾，我并未考取，据说，鲍先生倾向于挑选农学专业的学生。他认为，这是造福人类的事业，因其伟大，所以艰难，有农学功底更能吃苦。这一次考研的失利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想做农业研究，能吃苦是第一位的。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恰逢中国水稻研究所建立，到南开大学招聘。对农业研究的坚持，让我选择了水稻所，由此真正开始投入到水稻育种工作中。也是在水稻所，我才真正开始明白，“做农业要能吃苦”到底意味着什么。农业科学是实践科学，光坐在实验室里是做不好的。晚粳稻育种期，我和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的师兄林鸿宣，被分到了海南南繁基地。在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老水稻人的艰辛。冬天到海南，夏天回杭州，一年当两年用，由于交通不便，南繁一去就是半年。回程时，我们常常买不到车票，只能辗转到广州或湛江，再回到杭州，坐24小时以上的硬座火车，途中还要拎着好几箱种子，每个铁箱重达四五十斤。我的前辈们经历过更艰苦的“南繁时期”，在“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年代，他们睡茅棚、吃野菜，背着种子、拖着行李，南下北上，一代代水稻人如同候鸟迁徙，年复一年。为了做好水稻育种工作，我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做杂交、搞调查，低头一身汗，抬腿两脚泥。水稻育种研究工作极富智慧，但更需要的是执着和坚持。水稻有近4万个基因，做一次杂交就意味着有几十上百万种基因组合。育种家要在其中找到需要的那一组，是极其烦琐庞大的工程。除了常规育种，多年来，不断穿梭于乡间野壑寻找野生稻，也让我乐此不疲。野生稻中包含许多栽培稻已经丢失的优异基因和性状，可以进行育种利用。传统的杂交选育，需要人工在田间寻找那些表现优异的植株，再加以培育和选择。除了育种家们普遍青睐的强壮植株，我还经常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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