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第四批齐鲁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第26届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班学员，中国文联全国首届文艺评论骨干班学员。迄今已出版《“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等著作6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余篇，其中《新华文摘》主体转载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体转载1篇，《新华文摘》论点转载多篇；《文学评论》3篇；CSSCI论文40余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研究》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作家书信研究》1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70后作家群创作研究》等省部级以上项目7项。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省部级奖励9项。年，获得第四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理论批评）。年《未完成的审美断裂：70后作家群研究》，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优秀论文奖。在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新世纪70后作家群研究、样板戏研究等领域，有着较大影响。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代文学”主讲教师；获“中国现代文学”成教特色课程二等奖、研究生优秀教学奖以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第二届研究生“学术十杰”指导教师、第十四届“挑战杯”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纪念、研讨活动，以此来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不仅改变了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整体面貌，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到了富起来的新阶段，而且是二战之后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就可以跨越政治经济，走向文化层面，就会看到一个更加恢弘壮丽的文明、文化与文学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以来，中国从各个层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加强了当代文化建设工作，即在国家层面上，从“文化软实力”“文化巧实力”的角度，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当代中华文化、文学的繁荣发展。
而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复兴、转化与建设，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推进，更需要从各个地域层面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各个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更为重要、基础和根本。中华文化的复兴，一定是各个地方文化发展、繁荣和复兴，是各个地域文艺创作大面积繁盛与质量大幅度提升。唯有如此，当代文化建设工作才有一个坚实的、宽广的、无比富饶的文化地基，才能从中熔铸、升华、聚合为一个具有根源基础性、内在生命力和精神辐射力的中华新文化。在各个地方文化发展、文艺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泱泱大中华才会涌现出一大批，而不是仅有几个人或数十个人的顶尖作家，而是有着数千人、数万人的庞大地域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聚合为成百上千的、特色各异的、风格不同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艺流派群落。而这些，尤其是各个地级市和县域的“地方文化精英”才是属于这个“本乡本土”的“在乡、知乡、爱乡”的自己的文艺人才。正是这些“本土”大地生长出来的作家，才最具有本土精神气质，最能够传达与传承本土文化，同时也是最能够灌溉、滋润、营养与反哺、回馈本土大地的“地方文化精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各个地方，尤其是地级市和县域，乃至更广大基层乡镇与农村的作家。他们的“本土性生长”极为不易与艰难，也极为珍贵和稀有，因而亟需我们更多的关爱与呵护，以从最根本、最基础的地域文化建设做起，来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地方文化与地方文化精英之间，地方性文学刊物是一个极为重要、宝贵、稀缺的精神园地，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方精神堡垒，是地方文化精英成长的最重要文化平台，是沟通地方与国家、文化与作家、历史书写与未来建构的文化桥梁。抓住了地方文学刊物就抓住了地方文化建设的“牛鼻子”，就能够以此来统领各个文艺门类，聚合“八路神仙”，推进地方文化，乃至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红豆》编辑部邀我写一篇回顾年该杂志刊发文章的述评，我欣然同意，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结合这几年来参加山东、江苏、云南、安徽、湖北等地域文学活动的感受与心得，我就以年的《红豆》杂志为样本，在述评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地方性文学期刊与地方文化精英、地域文化、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求教各位方家，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地域性发展。
存在困惑与自我定位：《红豆》对时代困境的回应与突围
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地方性文学期刊何去何从？在时代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学生产机制、文学期刊的生存提出了新的问题与难题，亟需对此作出回应。
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剧变。从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新意识形态”下GDP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诗歌、哲学、爱情开始变得一钱不值”。新世纪一个更大规模、更大幅度、深入穷乡僻壤每一个角路的城市化、多媒体时代到来，网络、影视、视频、图像等自媒体充斥每一个角落，文学作为一个以语言文字为阅读媒介、借助于读者想象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的、框架般的精神危机之中。文学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受其波及、影响最大的就是传统的文学期刊。
《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如果说《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全国性知名文学期刊，还可以凭借已有的文学影响力、读者群以及来自政府等层面的大力支持，那么，《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则处境较为艰难。地方性文学期刊不仅面临财政的危机、读者群萎缩的危机，而且还存着着“再生产”的危机，即如何获得优秀作家的青睐，如何获得高质量文学作品的危机。曾一度，很多文学刊物转型、“改头换面”或干脆停刊，而更多的是刊物销售量、订阅量一降再降，有的千本，甚至更少。即使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刊，都对刊物的自费订阅量讳莫如深，视为“商业”机密。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学刊物也在渐渐回暖。但是，地方性文学期刊依然步履蹒跚，在艰难中行进。就我所在的济南市文联的文学期刊《当代小说》来看，这几年经过主编等人的努力，如开设“当代小说四季评”等栏目吸引读者、作家的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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